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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我出生在民族危难的蹉跎岁月，从参加革命起，就把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系于一身。国家落后挨打，民众生命涂炭，在出生入死中渡过了大半生。苦难深重的历史对我最刻骨铭心的教育就是：“国家存亡，匹夫有责。”深深体验到，只有国家繁荣强盛了，社会才能发展，人民才能安居乐业。过去的担当就是与民族同命运，与人民同命运，为这种大命运而抗争。这种“革命长征”是更深层次的艺术生命。 　　我有幸活到现在，活到改革开放的年代，为新的高度文明建设服务，为建构盛世文化服务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反映在刚刚出版的《周韶华全集》的鲜活内容，是我在思想解放、社会转型期，站在时代前沿，对中国画领域最敏感问题的探索，用我的生命直观体验对中国画新发展的追问，秉承着极强的使命感把传承与革新的双重任务担当起来，为中国画的新发展，进行了数十年的艰难探索。抓住这一历史机遇，不仅仅是对个人艺术风格变化范畴的探索，而是对整个新时期中国画发展的关注，对东方绘画美学作出新的解释。如“抱一论”、“横向移植论”、“隔代遗传论”、“全方位观照论”等，追问时代与历史，追问生命与艺术，追问人类文化与社会种种解答的大融合。这...